上海男子在德跑出租娶2个伊朗姐妹，回国半月，再回去当场傻眼

我从法兰克福机场推着行李出来时，一眼就看见了自己的出租车。 那辆黄色奔驰停在候客区第三排，车顶灯亮着，车门上贴了一行新字：两姐妹夜间车。 我以为自己看错了。 再往驾驶座看，方向盘后面坐着的，是我那个平时连高速都不敢上的伊朗“小姨子”玛赫莎。 副驾驶探出半个身子收行李票的人，是她姐姐，也是我法律上的妻子，罗娅。 我站在原地，手里的行李箱斜着滑出去半米，撞到旁边德国大叔的鞋。 大叔皱眉看我，我一句“对不起”都没说出来。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。 我才回上海半个月。 半个月前，我走的时候，把车钥匙锁在书房抽屉里，把备用驾驶卡塞进了行李箱夹层，还特意在冰箱上贴了一张纸。 第一条：不要碰出租车。 第二条：晚上不要单独出门。 第三条：有事等我回来。 现在，车在这里，人也在这里。 她们穿着出租车公司的深蓝色外套，胸口挂着工作牌，动作熟练得像跑了十年夜班。 罗娅抬头看见我，脸上的笑一下停住。 玛赫莎也看见了我。 她握着方向盘，手指没松，只是把车窗降下来。 “明远，你回来了。” 她说得很平静。 我嘴巴张了张，半天才挤出一句：“谁让你们开我的车？” 罗娅没有躲。 她走过来，把手里的文件夹递到我面前。 “不是偷开的，有许可，有保险，有公司调度单。今天是我们的第三个夜班。” 我盯着文件上的德文，一个词一个词都认识，连起来却像突然变成了另一种语言。 临时营运许可。 双驾驶培训通过。 车辆使用补充协议。 签名处写着玛赫莎·纳维德，罗娅·纳维德，还有出租车公司老板施密特的名字。 唯独没有我的名字。 我抬头看她们。 机场的灯很白，照得罗娅眼下那点青色特别明显。玛赫莎坐在车里，头发扎成低马尾，嘴唇抿着，像在等我发火。 我确实想发火。 可我发不出来。 我这个上海男人，在德国跑了十年出租，娶了两个伊朗姐妹，回国半月再回来，第一眼看见的竟然是她们开着我的车在机场接客。 我当场傻眼。 我叫周明远，上海杨浦人。 刚来德国时，我不是开出租的。 我在法兰克福后厨洗过盘子，给华人超市搬过货，也跟人合伙开过半年小吃摊，最后赔得只剩一辆二手大众。 三十五岁那年，我考了出租车从业证。 那时候我德语还带着浓重口音，地图背到凌晨两点，市区几百条街名像钉子一样钉在脑子里。考过那天，我在美因河边坐了一下午，觉得自己总算在这个国家有了个能握在手里的东西。 方向盘。 只要握住它，我就能挣钱，就能交房租，就能把日子过下去。 我四十一岁认识罗娅。 那天半夜下雨，我在火车总站接到一单，去奥芬巴赫旧仓库区。 上车的是两个女人，提着四只大箱子。 姐姐罗娅三十二岁，眼睛很深，说话慢，德语发音硬，但很清楚。妹妹玛赫莎二十六岁，坐在后座靠窗的位置，一路不看我，只抱着一个纸盒子。 纸盒子里是一盏碎了一角的蓝色玻璃灯。 她们从伊朗设拉子来德国，和人合伙做手工灯、香料和小毯子的生意。那晚她们去仓库取货，合伙人临时失联，钥匙也找不到，两个女人站在雨里，箱子全湿了。 我本来只想把人送到地方。 可看见罗娅蹲在仓库门口，一边给房东打电话，一边用袖子擦玻璃灯上的雨水，我动了点恻隐心。 我给房东翻译，帮她们把货搬进一间临时储藏室，又送她们回住处。 下车时，玛赫莎从纸盒里拿出一小包藏红花，硬塞给我。 她第一次开口，声音很低：“谢谢你，上海先生。” 我笑了。 “我叫周明远，不叫上海先生。” 她低头笑了一下。 就那一下，我后来记了很久。 我们真正熟起来，是因为罗娅把手机落在了我车上。 她第二天来取手机，顺便带了一盒米饭，里面有鸡肉、开心果和一种酸酸甜甜的红色果子。 她说：“昨天晚上你没有收等待费，我们也没有什么能给你。” 我说不用。 她说：“我们伊朗人不喜欢欠人情。” 那盒饭很香。 从那以后，她们偶尔叫我的车。 有时去集市，有时去移民局，有时去银行。有一次玛赫莎的语言学校换地址，她找不到路，急得在电话里快哭，我刚好在附近，就绕过去接她。 她坐上车后一直不说话。 快到学校时，她突然问我：“你在德国有家人吗？” 我说：“没有。爸妈在上海，前妻也在上海。” 她轻轻“哦”了一声。 “那你每天开车回去，家里有人等吗？” 我本来想说，一个男人有什么好等的。 可那天不知怎么，我说了实话：“没有。” 她没再问。 过了很久，她把车窗开了一点。 雨后的风吹进来，她说：“那很冷。” 她说的不是天气。 我和罗娅在一起，是半年后的事。 那年冬天，圣诞市场人很多，我下班时已经凌晨一点。罗娅给我打电话，说摊位收晚了，最后一班公交没赶上。 我去接她。 她坐上车时，手冻得发红，怀里抱着一个没有卖出去的玻璃灯。 灯罩是蓝色的，上面有很细的金线。她说这盏灯是她父亲亲手做的，卖不出去也好，她本来就舍不得。 我把暖风开大。 她忽然问：“明远，你为什么一直一个人？” 我说：“结过婚，离了。后来觉得麻烦。” 她看着我：“你不是怕麻烦，你是怕再把家弄丢。” 我握方向盘的手紧了一下。